吴晓波谈企业家精神:成为微生物

2017-04-27 16:16:01    吴晓波频道   我要评论0   我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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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微生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份子。同时,教育我们的子女的时候,要让我们的子女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微生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份子。同时,教育我们的子女的时候,要让我们的子女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部分。

  最近,一部《人民的名义》引发了全民追剧热潮,在被“网红”达康书记表情包轰炸的朋友圈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当今政商关系的尬尴,底层无产阶级个中冷暖,和中央大力反腐的决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问题和矛盾也在不断出现。企业家阶层为什么会被边缘化?如何改变政商关系?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进入今天的深度阅读。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抽象的、与精神层面有关的事情。

  中国的消费升级,物质升级很重要。如果没有物质,人的精神层面很不可靠,会抱怨、会愤怒,会活得很痛苦。

  一个人在物质条件得到相对满足以后,如果永远沉浸在物质层面的话,那这个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动物性,只有升华到精神层面以后,才有意义。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研究一个话题——“企业家与中国社会”,成书估计会在两年后出版。

  今天就和大家谈谈我对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现状的一些思考和分析。

  一、改革开放,出现一个新的阶层——“企业家阶层”

  中国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当年中国有多少私营企业?一家都没有,当时的中国是100%国有企业的国家。

  由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到人类的意识形态以后,到1910年列宁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允许有私营资本出现。

  所以,如果你问我1978年到今天,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我认为并不是外面那些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越来越枯竭的乡村,不断增加的大中城市…

  而是,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叫“企业家阶层”。

  跟大家说一个数据,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16年12月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微小型企业,加在一起一共有6000万人。

  这6000万人,贡献了中国制造业70%的工业产值,贡献了中国55%的税收,贡献了中国95%的就业机会。

  二、中国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的隔膜仍然非常大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很火——《人民的名义》,剧中的官员,像“网红”达康书记、高育良书记,他们个性都非常鲜明,形象饱满,有血有肉。

  再看剧中的企业家,像蔡成功、高小琴、郑乾,这些企业经营者的角色是什么样的?要么跟官员躺在床上,要么傻乎乎,不走正路,形象都非常单薄。

  企业家和工人之间发生矛盾,工人们要获得正当权益还要靠省委书记,如果没有省委书记的话,他们上下班都要从窗口里爬进去。

  早在1930年,就有人描写过中国当时崛起的企业家阶层,他叫茅盾。在他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上海滩的企业家们的勇敢,狡诈和人性中的纠结,每一个人都是多棱角的,生动立体的。

  可是80年过去了,中国虚拟文学领域对企业家、对企业经营者、对商业的认知,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大踏步地后退。

  这是一件特别不公平和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即是说,到了今天,中国的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之间的隔膜仍然非常巨大。

  三、回顾历史:汉代以后,民营企业家被长期边缘化

  2600多年前,管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但管仲在讲“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时候是没有优劣的,是并列的。他靠商业把齐国(今山东淄博)变成了整个大中原地区商业最繁荣的地方,那时候的商人地位很高。

  什么时候开始商人开始被边缘化?

  汉代以后。那时候国家开始通过国有产业的方式管制经济,特别是汉武帝变革以后,国家开始管制一些重要产业,屏蔽了这些产业中的民营企业家,在产业制度的层面上边缘了这些有钱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钱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有钱以后会勾结当地的官员,可能威胁到政权。

  出于统治稳定性考虑,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刻意的边缘,这就是中国企业家被长期边缘化的一个原因。

  四、民国时期,涌现出一批爱国主义

  企业家,他们不为赚钱,是为救亡

  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狂热的革命者,早期的卢作孚就是其中之一。

  他回忆说,“我早年二十几岁的时候,只想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炸弹,炸醒全国人民,后来我反思我应该成为一个微生物,通过微生物的方式来改变整个社会。”

  1938年,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从宜昌到四川,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称为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费正清在书里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批企业家都是民族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亡。

  五、改革开放以后,站在时代前沿的四批创业者

  从1956年到1978年这22年,中国没有民营企业,所以中国企业家是被断绝掉的。

  1978年改革开放,最早一批有钱人叫“暴发户”。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属于国家,这时候有一些坏分子游离出去,不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去赚钱去了,所以在身份上对他们有种蔑视。

  这一批做企业的人全部都是盲流,他们不会种地,学校不要他们,工厂不要他们,为了混口饭吃他们成为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段历史,就没办法以一个平等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他们发财简直就是老天爷的赏赐。

  而如今的企业家传统其实都源自于他们这一代的开创,我们的身上都有极大的“草根性”传承。

  联想柳传志、海尔张瑞敏、万科王石,他们都是在1984年创业的,属于中国第二批崛起的企业家。

  1984年,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叫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搞城市体制改革,为什么呢?因为围墙里的经济已经不能再搞了。

  所以,第二波创业的这一批人都是被体制推出来的。

  第三批创业是什么时候?

  “万通六君子”(万通集团高层:潘石屹、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易小迪),这个时候创业已经出现博士了,冯仑是政治学博士。

  如果说在1980年代赚钱还是一件蛮愚蠢的事情,因为是个万元户感到丢脸的话,中国在1996年就开始评中国富豪榜了。

  这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精英分子开始下海。

  第四波是在1999年。

  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前,中国出现了一批互联网企业,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阿里、携程、360、京东全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这一部分人下海跟1992年有什么区别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资本意义上的,就是所谓的“资本阳光化”,因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风险投资”。

  六、社会对企业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缺乏合理认知

  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大家都捐款,王石同学说万科捐多一点是合适的,但每个普通员工捐十块钱就够了,不能让捐款成为负担,然后他就被口水淹没了。那时有句话讲得好,你企业做得再大,迈不过汶川的一个坟堆。

  怪谁?双方都有责任。

  一是企业家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另一方面,社会对企业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也缺乏合理认知。

  事实上,08年以后,王石大概去了汶川20多次,万科在那儿建了房子,然而很多人只记得他说捐十块。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捐款门事件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中国社会中,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在某些共识问题上面是没有达成共识的。

  公共社会对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认知是重大的,理性来讲,任何一个企业的慈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

  七、国家的良性发展,是每一个

  社会阶层共同推动努力的结果

  39年来,整个中国企业家阶层崛起,在崛起的同时,种种矛盾冲突不断发生,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进步的可能性。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观点:

  第一,企业家阶层的边缘化与财富多少无关,是历史性的形态产物。

  第二,政商关系的改变,关键在契约关系的改变,本质是金钱的话语权。

  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一个产业转型的时候,你是不是被需要的?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很像夫妻间的关系,要被需要。

  第三,社会体制改革的成功基础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现在多么的富有,我们消费了全世界80%的奢侈品。我们的消费能力这么强,但中国已经不可能走这条路了。

  所以,未来社会体制改革的成功一定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之上的,但是即便中国在十年后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家不努力,不把这个国家向良性转变,这个国家还是老样子。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微生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份子。同时,教育我们的子女的时候,要让我们的子女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是每一个社会阶层共同推动努力的结果。

  第四,理性和建设性是企业家阶层自我道德约束的底线。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都不能反社会。另外,我们一定不能寄希望于一个英明领袖的出现,因为这是非理性的。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一场新的暴力革命的出现,因为我们会被剥夺掉的。

  所以,中国未来的进步,一定是各个社会阶层达成和解,通过理性建设性逐渐发展的过程。

  问答环节

  Q1:我们说起“叠加阶层”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动人,会想到一个东西叫做企业家的精神,而企业家的精神的诞生,它其实跟我们的制度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关联性。

  1980年美国的拜杜法案诞生了整个的美国,新经济的诞生就是那么出来的。

  笔记侠注:《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该法案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共同致力于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商业运用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激励,由此加快了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步伐,使得美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够继续维持其技术优势,促进了经济繁荣。

  1998年,韩国的文化创业振兴的基本法也诞生了韩国的娱乐产业,所以在这样的制度前提下,它是一个土壤,会诞生一个好的企业家精神。

  过往的30年,我们国家对有形资产的保护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在无形资产的保护上似乎还有所欠缺,您对这样的一个制度性改革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另外,您对当下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应该做一个怎样的定义,让我们方向更加明确?

  A1: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拜杜法案”影响了整个美国科技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政府其实在去年开始研究“科技转化法”,现在已经到最后的法治阶段了,那个法基本上是雷同的。

  过去很多年,中国的科技经费大量投入在那些固定资产上,对科技人员的付出是不予计算的,科技人员的付出不被尊重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中国大量的科研经费,实际上是投入在高校和军队院校里面,那这一部分,如果不用通过拜杜法案的话,其实它的转化是非常困难。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科技部也好国务院也好在这一部分的改良在十九大以后在今年下半年以后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突破,这个是可以被期待的。

  你讲到企业家精神,我觉得企业家精神就是德鲁克所说的“创新的精神”,德鲁克写过一本书叫《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觉得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几本书之一,企业家必须经历一个不断突破自我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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