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 俞敏洪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著作《野蛮成长》中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状态的描述是:“其实我更喜欢用疯长的野草来形容,我喜欢那种状态,如野草般强韧,疯狂地成长,恣意地蔓延,霸气地扩张,好不快慰!”这种疯狂成长的背后,是被压抑的激情和喷涌的生命力,表现出一种不瞻前顾后,无知无畏的痞子精神。
冯仑是俞敏洪的好朋友,他评价新东方时说道:“新东方的成长秘诀:三流文人+痞子精神”。
对于冯仑的评价,俞敏洪笑说那不光是指新东方,任何做成事情的人都必须这样。如果是一流文人,早就搞学问去了。“不能说我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意思我懂。”
痞子精神,指无知无畏的精神。俞敏洪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死地而后生。”俞敏洪的“痞”是一种被逼无奈后显出的狠劲。“京城名痞”王朔说,“痞子坦荡荡,老师常戚戚。”不管怎样,教师、痞子和商人,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就这样被搅和在了一起。
当初俞敏洪之所在选择在北大教书,除了北大有他向往的自由精神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我对中国这个社会比较的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到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我不知道走进社会以后怎么样来梳理这个社会。
然而当俞敏洪在北大教书六七年,甚至想把终身都献给北大的时候,他却被北大踢出了象牙塔,不得不在社会上谋求生路。俞敏洪说,“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文人不愿甚至不屑从事具体工作,总会沉醉于自己的理想世界之中,是人们对于文人的印象。文人似乎拥有较高的智商,但情商却很低。而文人欲从商,先过这一关,必须将智商和情商完美结合。
在20世纪90年代初,文人对商业的认识往往是两眼一抹黑,而且当时的市场环境也远不如今天规范。办企业,求生存,图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对于直接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社会经验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这无疑是一堵迈不过的墙。
(创业初期)这个阶段对我的最大挑战是,(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我发现马上面临(着)好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公务员的时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学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很难知道这些公务员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他们需要我做什么。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再加上中国社会五千年文明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表面的规则下面充满了潜规则,一个人要想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是很艰难的。所谓的潜规则就是没法用文字来表述,但是人们期盼你到了某个场合,某个场景就必须那样做的种种社会陋习。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当官,人们就期待你请客吃饭,你到了当地,必须拜访各种地方名流和官吏,但是这种期盼并没有写成文字,只是在人们的心里。当你的行为不符合人们的期盼的时候,你就违反了社会的潜规则。
由于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了几千年,所以潜规则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表面的游戏规则。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并且得到机会,那么他就必须同时了解潜规则和表面的游戏规则,这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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